摘 要
：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与市场进行经济扩张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对当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分析，阐述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失策之处，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风险应对的措施。
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加快，引起了世界的瞩目。美国第二大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年增长，今年上半年达到289.2亿美元。该报告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05年到2011年间，从仅仅100亿美元飙升至约730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现已遍布全球178个国家，涵盖矿业、农业、工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多个领域，跃居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国家的第5位。安永发布的报告称，2005年到2012年上半年，中国能源、金属等资源类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约239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1%。 未来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计划年均增长将在17%左右，特别是资源能源类投资将处于迅速增加的时期。在当前国际政治动荡加剧的背景下，在全球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走钢丝”，面临的风险范围更大、涉及更广、性质更复杂，需要更加平衡的战略思想。当下，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必须要与国际政治环境相适应，与自身核心竞争力相匹配，既要把握机遇，又要防范风险；既要坚持市场化运作，又要考虑国家海外投资战略需要，积极审慎、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
国际政局动荡风险加大。我国实行“走出去”战略不过20余年，世界上资源丰富、易于开采的油气资源和金属资源地块早已被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开发，留给中国的无非是两种资源：经济效益较差的地块和政治风险较高的地块，且后者居多。除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外，我国的矿业投资大部分都集中在拉美、非洲、亚太3个地区。这3个地区都存在大量的政治、民族斗争，资源利用争议也多，政策的稳定性使“走出去”的企业面临的风险增大。统计数据显示，在占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高危或高风险国家的投资额占1/5。 来自下层的风险加剧。亚洲、非洲等地区中，许多内部冲突激烈的集权国家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较集中地区。我国在与这些地区国家的交往中高度依赖执政政府的上层路线，曾经取得很大成功，不仅在联合国系统团结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并获得投票支持，也为弱小的我国企业走向这些高风险地区提供了保护伞。但近期有关方面调研表明，目前这种务实的外交方式正在成为一把双刃剑。国外智库分析认为，目前全球政局动荡大幅加剧，正开始出现第三轮反政府的民主风潮，国内矛盾激烈的一些高冲突国家更是敏感地区。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随着全球经济不景气及通胀，这些国家下层人民生活困难显著加剧，而西方政治家面临大选前国内经济不景气，也通过更多指责中国在全球化中“搭便车”来弱化自身面临的困境，对点燃这些国家潜伏的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我国在这些高冲突国家投资密集且与当地政府关系紧密，当地人忌惮政府集权，只能将怨气发泄到与政府关系十分密切的我国企业头上，成为当地针对华人的治安事件特别突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投资审查风险有所增加。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境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国际上对我国企业正常的投资活动的疑虑日渐增多，我国企业面临的限制措施和众多审查的风险有所增加，尤其是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如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的冰岛买地风波，一笔很简单的生意，最后却风云突变。一个小国家面对一个来自东方大国的企业时，那种本能的恐惧和不安是不难理解的。 文化差异冲突风险隐现。由于国际化竞争的欠缺，文化差异明显，我国企业往往不甚了解投资所在地的情况，处理不好与投资对象国和当地社区的关系。如在缅甸，密松电站的坝址属于缅甸政府军管辖范围，但淹没区却在克钦独立组织控制区域。军政府对密松大坝投资利益的独断分配，令我国投资企业被视为造成不公的共谋及不公行为的受益者，继而成为紧张局势和暴力事件的焦点。缅甸当地一些居民所表达的最大拆迁要求，居然是要直接与我国公司对话，其对当地政府和企业的不信任可见一斑，我国企业信息披露与对外沟通之少也可见一斑。
二、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失策之处
（一）政府缺乏对企业海外投资的规划和指导。 政府对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产业、方式等没有明确的规划，造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投机性、盲目性、无序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存在投资区位过于集中、投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投资行业集中、投资动机以资源获取型为主、投资方式较为单一、忽视非股权投资经营模式、投资质量不高等许多问题。 （二）中国具有“走出去”的决心和能力，但尚不完全具有保护海外投资利益的能力和手段。 我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大多时候是出于世界经济格局重塑期形成的价值洼地的本能嗅觉，是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这一点，西方世界往往把它解读为超越商业层面的威胁，并做出强烈反应。在仍然遵循丛林法则的当代国际社会，中国一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本身就是许多国际冲突的隐含目标。此时，我们投资扩张的步伐越急功冒进，别国的戒心就越重。 （三）缺乏相关专业人才，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 对外直接投资对跨国经营人才在贸易、管理、外语、法律、风俗、财务、营销、金融等各个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但很多我国企业缺乏高素质的跨国经营人才，盲目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企业在海外经营时限入亏损。与此同时，我国企业也缺乏文化整合和人力资本整合经验，比如在海外投资设厂后，往往从国内带出庞大的劳工队伍，目前有超过100万的中国人在非洲工作，仅安哥拉就超过30万人。而欧美企业只派出核心管理团队，一般在当地雇佣劳工。这种差距的客观存在，使得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比如当地劳工的抗议），也需要承担更大风险（比如去年从利比亚撤侨事件和不断出现的海外工人被绑架事件）。 （四）政府针对企业海外投资的管理及政策措施缺乏系统性。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由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海关总署、外汇资产管理局、产业主管部门等共同管理，各个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从各自的管辖权和管理目的出发，缺乏沟通联络，导致审批重叠、内容繁琐、过程复杂。而且，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不健全，零星破碎的支持政策总计不到20项，还被部门支离分割，这与中国高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相比，具有滞后性、不适用性和极大的局限性。 （五）国内对海外投资风险评估的侧重点仍然在经济领域，对政府风险的关注度不够。 1. 我国企业多从两国关系及东道国领导人的喜好做出简单评判，而不是像成熟的跨国公司那样依靠在充足信息基础上所进行的“冲突评估”，对来自民间社会的风险要么根本看不到，要么视而不见。 2. 过高估计高层的能力。我国企业多年来受务实外交方针的指引，为寻求项目加快签约与实施，有时不讲原则，而只顾迎合当地上层的心意和要求，操作往往不十分透明，被当地一些社区指责为包庇腐败，不顾社区疾苦。 3. 忽视民间社会的能量，包括反对派、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等。比如，在建设密松电站一直遭到克钦少数民族独立组织（KIO）及不少民间组织等的反对。KIO很早就提出将大坝分解为两个小坝的妥协方案，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2011年3月，KIO专门致信中国领导人，要求停止密松电站建设，否则有可能就此引发内战，但我国相关部门未做出积极反应。2011年6月，商务部研究院在缅甸实地调研之后向相关企业明确预警，但直至2011年9月底，缅政府明确叫停该项目，相关企业仍未正视该预警。 （六）投资过程中不擅长可替代性生计的提供，加剧一些地区原本激烈的矛盾。 我国海外投资习惯性照搬国内的上层路线，容易造成所谓“双速经济”现象，加剧当地社会冲突。即一方面造成当地资源能源类行业和企业爆炸性增长，社会权势高层受益巨大；另一方面，虽然通水通电通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普遍改善了人民生活，但拆迁等具体问题不同程度干扰了项目地原住民的生活。而资源能源类项目地往往地处偏远，其原住民通常是最为脆弱的社会阶层，对社会变化的承受力弱，知识文化水平低，长期直接依赖自然资源为生，难以适应生活环境和生计的改变。加之我国企业在拆迁补偿方面经验不足，多采取一次性补偿方法，不擅长可替代性生计的提供和培训等长期维稳措施的运用，极易遭致不满。
三、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应对
（一）通过“软实力”来纠正世界对中国的错误想法。 我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使企业本身更加市场化，如果企业带有很多的计划经济色彩，就经不住市场的考验，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就不可能令人信服。要尽量回避可能引发政治敏感的一些领域，不要以政治化来对付政治化，而应大幅加强直接针对民间的战略性社会投资，重新认识和充分利用国际和当地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由我国海外商会等中方民间机构牵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统一战线，加强全方位、多层次的海外民间公关，让西方世界意识到，中国不是要买下世界，而是要融入世界。 （二）以开放的政治和商业心态，扩大利益相关者的范围。 在政府路径之外，增加“民间直接实施路径”，确保投资直接普惠于民。欧美企业同样也会在高冲突地区投资资源项目，譬如，英美资源、必和必拓、BP等，但这些国际资源巨头在经营中非常重视下层利益及风险。他们认为，资源类投资多属长期投资项目，项目的存续期间很可能长于冲突地区执政政府的任期，所以仅仅走上层路线是十分靠不住的。他们在项目投资意向确定后直至最终投资决定做出前，一般要花整整一年时间进行社区调研和冲突评估，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其社区开发与风险控制理念体现在日常经营的方方面面，并不断推出一些新的措施。比如，英美资源公司新近开始实施“社区持股”措施，将待开发的矿业投资项目的至少1%股权无偿让与周边居民，该股权红利每年进入一个专门设立的“社区投资基金”账户。项目存续期间，公司派专业理财人员与村民代表共同管理该基金，将其投资于低风险的项目，使基金不断保值增值。项目开发结束后，公司完全退出基金的投资和管理，基金转而完全由社区支配和管理。这样，社区与公司从根本上被捆在一起，收到很好的效果。 （三）国家有关部门要帮助企业科学考察和评估东道国投资环境的政治风险。 国家有关部门要积极构建包括管理监督、服务促进和风险保护在内的海外投资协调机制，由专长于政治科学而不仅是商务的常设专家组依据国家风险评估理论，测试各国政治制度稳定指数和政治风险指数。此外，我国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急需转换传统思路，切实反思如何协调包括民众、政府、反政府武装等各方利益，在政治风险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对“内政”等概念与时俱进地进行界定，不应再将与“我国企业投资相关事项”纳入不干涉“内政”范畴。对有志于全球化的中国公司而言，必须要有驾驭更为复杂局面的能力，在计算交易价格时，能把显性和隐形的价格都考虑清楚。 （四）海外投资应引入一定比例的外资。 多寻求第三国企业巨头联合投资，还可借鉴欧美经验，由政府牵头，同国际性的保险公司合作，引导企业购买与防御政治风险有关的保险，建立补偿机制。虽然国内也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但更为可靠的方式还是在第三国进行投保。多一个他国风险承担者，万一出了问题，也能够通过国际舆论造势，比中国自己单打独斗要有力得多。 （五）设立资源海外投资亏损准备金。 利用外汇储备、国有企业利润以及公共财政资金作为资金来源，以缓解海外投资企业失利所造成的资金短缺，弥补国内资源缺乏短板。 （六）有能力的企业应该转型“软经济”投资。 商品期货、海外并购、股权置换、品牌推广等国际投资方式和领域是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更应着力开启的“窗”，而这扇“窗”外面的世界有可能更精彩。 （七）海外投资要防止抄底心态。 不能总是停留在买设备、买厂房、买土地、买技术的“置家产”阶段，实施跨国并购不仅是做大规模，还在于优化资源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以及市场结构，这才是海外投资的终极目的。 （八）海外投资要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预案。 既要做好“走出去”的预案，也要做好“撤回来”的预案，特别要把风险防范意识放到第一位，防止损失比盲目追求扩张更重要。（龚 震）
展会背景：中国国际矿业大会（CHINA MINING）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作为全球矿业高峰论坛暨展览会，是世界顶级矿业盛会之一，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勘探、开发交易平台之一，涵盖了地质勘查、勘探开发、矿权交易、矿业投融资、冶炼与加工、技术与设备、矿业服务等整个产业链，为国内外矿业企业创造交流机会、加强相互合作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2011（第十三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共有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名政府部门、矿业企业、金融机构、矿业服务商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展，比上届增加650余人；共有382家国内外展商参展，比上届增长38%，展览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比上届增长1倍，标准展位数1050个，比上届增长60%；共推出23个论坛和7场项目推介会；大会推出了425个推介会洽谈项目，比去年增长了32.81%。在大会组织的项目对接签约仪式上，共有55个项目在项目对接仪式上签约，金额达到157亿元，比上届高出40亿元，增幅达34.19%。来自澳大利亚 、加拿大、南非、安哥拉等18个国家（地区）的23名矿业部部长、副部长以及驻华大使等40多名国外贵宾出席了本届大会。大会同时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100多家媒体、200多名记者对大会进行了报道。从参会人数、展商、展位规模比较，2011年的大会均创历届新高。 2012（第十四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将于2012年11月4 -6日（矿业博览会在2012年11月3日下午开幕）在天津市区的梅江会展中心举行。(www.chinaminingtj.org)
